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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散文

避席畏闻文字狱

时间:2018-06-05 16:24:25   作者:东方云   来源:歆竹苑文学网   阅读:1177   评论:0
内容摘要:  避席畏闻文字狱  ――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  一、  我是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始阅读鲁迅著作的。鲁迅先生当年为抨击国民党对他进行的白色文化围剿,曾借古喻今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清代的文字狱。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先生记述了一件发生于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铨文字狱案。尹......
   避席畏闻文字狱

  ――读《清代文字狱档》札记

  一、

  我是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开始阅读鲁迅著作的。鲁迅先生当年为抨击国民党对他进行的白色文化围剿,曾借古喻今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清代的文字狱。在《买〈小学大全〉记》一文中,先生记述了一件发生于乾隆四十六年的尹嘉铨文字狱案。尹嘉铨曾任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退休后因文字获罪,他又是一个著名的道学先生,而当时的时尚是攻击道学,这也是“圣意”,于是大学士三宝在审讯尹嘉铨时,就揭发尹嘉铨的种种生活丑行,来打倒他。鲁迅在文中引用了《清代文字狱档》中尹嘉铨案的审讯记录――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字:旧时指女子许配)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鲁迅先生又在《隔膜》一文中说:“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

  自从读过鲁迅先生这些文章以后,我就对清朝的文字狱产生了强烈兴趣,一直在寻找《清代文字狱档》,将近40年,才于2011年4月买到,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精装,价98元,建国后首次出版。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出版的《清代文字狱档》共9辑,上海书店2011年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第10辑。前9辑都是乾隆朝的案件,共65案;新增的第10辑,共21案,其中康熙朝1件,雍正朝3件,其余17件也是乾隆朝案。

  二

  清朝立国268年,共发生文字狱案160余起。主要集中在清朝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其中顺治朝约7起,康熙朝约12起,雍正朝约17起,乾隆朝130余起;大部分发生在乾隆朝。乾隆以后110年,直至光绪二十九年,又发生过一起《苏报》案外,没有再发生文字狱案。

  乾隆皇帝在中国是一个“圣君”。官方载入史册的,是他的乾隆盛世,文治武功;而民间则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于他的六下江南、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故事。然而,我对其却十分反感,就是因为他严酷地施行思想文化统制,残酷地屠杀读书人。他处处模仿他的祖父康熙,表面宽仁儒雅,风流倜傥,内心却残忍专横;又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感和洞察力,甚至要超过他的父亲雍正,而且对事件处置手段的残酷和利落,也丝毫不逊于雍正。在他统治其间,疯狂地大兴文字狱, 掀起一场又一场规模浩大的禁书运动,还不遗力地编纂《四库全书》,将古籍改得一塌糊涂,将中国封建时期的思想文化专制推上了顶峰。他的那个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实也和秦始皇、朱元璋时期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三、

  乾隆当政六十三年,其中当皇帝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前十六年是他政治比较开明的时期,他鉴于雍正竣猛严苛的统治,施行了一套和缓宽松的方针。刚即位就命将汪景祺悬挂在菜市口的首级取下掩埋,又赦免了汪景祺、查嗣庭发配到关外等地的家人。为了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事情,他批准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制止了雍正后期文祸蔓延的狂风恶浪。前十六年仅发生一件谢济世注经文字狱案,也没有杀人。可是,在乾隆十六年,发生了一件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使乾隆迅速改变了政策,由此开始了乾隆朝长达三十年文字狱的血雨腥风时代。

  孙嘉淦,山西兴县人,历任康熙朝翰林院检讨,乾隆朝刑部、吏部尚书,直隶、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性格刚直,敢言直谏。雍正时曾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都是雍正即位初期敏感的问题,触怒雍正。乾隆十五年,社会上忽然流传出一份假托孙嘉淦之名而造的《孙嘉淦奏稿》,内容为指奏乾隆“五大过十不解”。乾隆十六年七月,《奏稿》被云贵总督硕色发现,不敢隐瞒,上报乾隆,乾隆严旨查办。经查,《奏稿》为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所作,其目的是借名耸听,扩大舆论,阻止乾隆的首次南巡;也许此二人有什么贪渎之事,怕被皇帝发现吧。伪奏稿流布甚广,全国二十一个省和西南土司统治地区,都有人传抄;传抄之人不仅有士人,而且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影响甚大。这使乾隆不惜倾一国之力,历时一年八个月,追查伪奏稿。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刘时达和卢鲁生的两个儿子被秋后处决。伪奏稿事件让乾隆感觉到,他治国的方针政策出了问题,如果不是过于宽缓,怎么能有那么多人敢于传抄伪奏稿呢?还早在乾隆十三年,因贻误军机而致金川战事失利被处死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在廷审时说:“只知陛下宽仁,不知陛下英武。”此话对乾隆触动很深,他对大臣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濡而玩,亦朕所深戒。”这是他对即位以来宽缓方针的初次检讨。而就在追查伪奏稿案其间,湖北又出现了一个马朝柱事件。马朝柱散发《诏书》和《反清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又让乾隆不胜惊骇,感到他的太平盛世并不太平,必须全面改变治政方针。在乾隆十八年,伪奏稿案接近尾声时,乾隆降旨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世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他所说的世俗人心,就是社会风气和思想意识,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和学术领域的非主流观点等。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一统江山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强化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大兴文字狱。

  四、

  《清代文字狱档》一书中,都是皇帝的御批,办案大臣的奏章,审案记录等,这些文字,仔细读读,也是很有趣味的,从中可以看到乾隆朝的文字狱,真是五花八门,离奇古怪得很。下面举几个例子:

  1、丁文彬逆词案

  丁文彬,浙江上虞县人。乾隆十八年五月某日,丁文彬来到山东曲阜孔府门前,口称是孔府亲戚,呈书求见。孔府衍圣公见书后,心中狐疑,哪来的这门亲戚?又见来书言辞“狂诞虚拟”更为紧张,便将丁文彬捉拿送县,同时密札山东巡抚衙门查办,并上奏皇帝。山东巡抚衙门从丁文彬身上搜出一本其自著的《洪范春秋》的书,书中“丁子曰”字样经挖补改为“天子王帝曰”,还有“大夏”、“大明”国号等大逆之语。这无疑是大逆之案,但山东巡抚杨应琚经过审讯,却发现丁文彬原来是一个疯汉。他说,已故的衍圣公曾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传以尧舜之道(历史上尧将帝位传给舜,并将两女许配舜,丁文彬所说的尧舜之道即指此——本文作者注),后老衍圣公死了,他就即了位,国号大夏,年号天元。

  据供:“小子从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过曲阜,见过老衍圣公,讲尧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两个女儿许配小子的。”

  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妄赖了。”

  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命,何许媒妁呢。那一夫二妇是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斑斑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

  问:“问你是何等样人,辄敢混称天命在位的话,这就该万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谋,这逆书是你几年上在何处伪造的?看这书内许多说话,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系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过一一供来。”

  供:“••••••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这本书又增添了好些,把书内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补抽换粘连的。”

  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

  “小子原不愿做这件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何,并没有什么主谋的。”

  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那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吗?”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傍说话,人不能听闻的。”

  问:“那衍圣公你怎么称他为圣帝,又有书稿寄孔家妇女们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一供来?”

  供:“封董氏为妃,那董氏是松江人。她父亲叫董恒山,开茶馆的。小子没饭吃,帮他扇过半年风箱,见他这女儿年方十五岁,生的好。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记载在书上的。”

  问:“查你书中封孔大舅为冢宰,又封平虏将军,又封孔叔舅为大宗伯、孔伯舅为大司徒,那都是什么名字?又封你哥子为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为太宰,他们都在何处受封,你曾否有札付等项给他们呢?”

  供:“孔大舅就是衍圣公,官员原该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随手记着。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没处去记着名字的。小子父亲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岁与嫂子秦氏是同岁的,他从前在松江打烧饼卖,今年在人家面馆帮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骂我痴子,故此我书内说‘兄顽嫂嚚侄傲’了,只因小子即了位,礼应封他,故此写在书上,他们都实没有受封的事,也都没有给过札付的。还有个孔广改,向在松江做左营副将,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写上的。总想孔家人都该做官,实在还未曾封过,如今听得孔广改巳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绍兴府城内,现有五十岁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写在书上,那有札付呢?”

  问:“你书中记张七,是什么样人,为何这样恼他呢?”

  供:“张七即张不赓,他是松江张司冠之子。小子承圣人之绪,圣公之女应配与小子,不料被他夺娶了去。那年张七娶亲,豪华已极。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师妹不得所,故此恼不过,记这一句的。”……

  丁文彬在狱中,身染疾病,时当六月,溽暑难当,乾隆怕他等不到判决秋后执行就死去,逃避国法的制裁,匆忙下旨将他凌迟处死。从丁文彬5月28日到孔府投书被抓,至6月14日被处死,仅十六天。丁文彬之兄文耀、侄士麟和士贤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另两侄士良、士信不满16岁,给功臣之家为奴。另有看过“逆书”的三人被流配。四十五年后,嘉庆皇帝即位,丁案缘坐之人才遇赦获释,4个侄子还活着,当年的年少后生,此时都已白发苍颜。

  2、 严譄投书案

  严譄,都察院役满候选吏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某日,严向大学士舒赫德家中投了一份奏折,请代为转奏皇帝,内容为“请镇吓贪官,勿得扰民”。舒赫德将严譄逮捕,又从他家中另搜出一份奏稿,却是请皇帝“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乾隆大怒,严旨查办。经审讯,严譄供称――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从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说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将传闻立妃剪发之事总不提及,说成皇后贤美节烈,希冀动听颁诏……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最后的结果,严譄被“照大逆律例定拟”,旋得旨:“从宽改为斩决,亲属可毋庸缘坐”。

  3、冯起炎献书案

  冯起炎,山西临汾书生,看中了自己的两个表妹,家贫难娶,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想“天子作媒,玉成其姻”,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乾隆四十八年,他听说乾隆将到泰山谒陵,便身怀他注解的《易经》和《经》,作为送给皇帝的见面礼,在路旁等候被获。在他那著作的结尾有一段胡说八道的文字: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结局是“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五、

  乾隆朝文字狱的泛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乾隆皇帝开展的禁书运动。所谓禁书,就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销毁反对统治阶级或对统治秩序不利的书籍。禁书和文字狱,都是施行文化思想统制的手段,但禁书只是禁毁文字,不罪及作者;文字狱则是由文字而罪及作者及与作者有关系之人。在乾隆之前,清朝统治者也曾禁毁过书籍,但都是针对某种或某几种书籍。而乾隆朝的禁书,则是倾全国之力,历二十余年,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多年查办文字狱过程中,乾隆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清除人民反清的意识,就必须彻底销毁那些传播这些思想的书籍,实行愚民政策。然而,当时毕竟已不再是秦始皇那个时代了,他不想给后世留下毁灭文化的恶名,而且还要留下美名,这一目的他居然就达到了。

  乾隆二十二年,发生了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和段昌绪藏匿《吴三桂反清檄文》两件文字狱案。这原是一起告发贪官的群众上访事件,却被乾隆敏感地从中发现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从而转变为两起文字狱大案。当时,乾隆正在南巡,行至河南夏邑一带。一日,召见当地士绅,询问地方情况。有一个原任江苏布政使的退职官员彭家屏,向他反映了去年河南夏邑等4县遭遇大水、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灾不报的问题。乾隆听后不悦,认为彭家屏将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两天后,他召见图勒炳阿责询,图勒炳阿矢口否认。于是乾隆便让图勒炳阿到夏邑等地勘查,据实奏报。而在图勒炳阿的奏报未到之时,乾隆就已经在经过济宁时,从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的汇报中知道了“去年水灾‘惟夏邑被灾独重’”的实情。这有些出乎乾隆的预料。不久,图勒炳阿的奏报亦到,仍然匿灾不报;但奏报中的粉饰之辞,却又让乾隆宁可相信所报情况是真实的。于是,他对图勒炳阿只是申斥了几句,叫他对灾区加赈一月,便将此事了结。以后,乾隆又向南巡视了与河南相邻的江苏徐、淮等地,亲眼见到了灾民流离失所、田园被毁的真实景象,这才对去年秋天江淮一带水灾之重有了真切的了解。于是他又派人到河南夏邑等地作进一步调查,而自己则结束南巡回京。当他返京行至山东境内时,又发生了两起河南夏邑灾民拦路状告当地官员办赈不力、贪污灾款的上访事件。这让乾隆大为恼怒,他已经让河南官员加赈,却为何还要越境告状,他怀疑这其中或许有人在幕后指使,而指使之人他怀疑是彭家屏。经审询上访者,还真的审出了指使之人,但这个指使人不是彭家屏,而是夏邑县生员段昌绪。于是,乾隆将上访者交河南巡抚衙门继续深查。不久,派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河南夏邑等地官吏贪污灾款、灾民流离失所情况。乾隆于是将河南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新疆军营效力,将夏邑、永城两县知县革职查办。然而,仅过了两天,事情又突然发生了变化。夏邑县知县孙墨,在被革职之前,突击查抄了段昌绪的家,抄出一份《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这使乾隆大为震惊,吴三桂叛乱已过去80年,竟还有人藏匿此等大逆文章,真是亡我大清之心不死;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他最初对这起上访事件,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主使的政治大案的分析。于是,他立即改变原先的处理决定,恢复图勒炳阿等被革职官员之职,责成他们继续清查此案,并指名要严查彭家屏,他仍然坚信,彭家屏才是这起事件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他的家中肯定也藏有《吴三桂反清檄文》。为了有利于调查,乾隆将彭家屏召到北京,在彭家屏离家之后,河南官员对他进行了突击抄家,但没有查到《吴三桂反清檄文》。于是乾隆又召集在京官员,共审彭家屏,逼他交出《吴三桂反清檄文》。彭家屏说他的确没有藏匿《檄文》,乾隆说段昌绪家中藏匿此书,你家难道能没有吗?即使没有,也定有其它这一类书籍。在乾隆强大气势的压迫下,彭家屏只好交待家中收藏明末清初野史的事情。这终于让乾隆抓住了把柄,两案被定为悖逆大案。

  乾隆制造这两起文字狱大案,其目的就是警诫世人,不得藏匿这类逆书。所以,在审结彭案时他在谕旨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彭家屏之败露,岂由蒐求而得者乎 ?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此后,在乾隆三十二年,又制造了齐周华逆书案,三十四年下令销毁钱谦益书籍、书板。可是,数年下来,却并没有多少人主动交书。这使乾隆意识到,仅靠士民畏祸而自行销毁家藏禁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由政府强行征集。于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发布了一道圣旨,要求各地购觅“历代流传旧书”“汇送京师”,以“稽古右文”、“嘉惠士林”;又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而真实的目的则是调查摸底,禁毁书籍。但是,过去一年“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于是他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的名,并于乾隆三十八年,拟定了采访旧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又再次点了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两年多过去了,这一次书籍征集得不少,光浙江一省就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但乾隆想要“征集”的书籍却很少。于是,他索性撕下加强文化建设的伪装,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又降下一道严旨:为什么这么多遗书中“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明令查办以明末清初野史为重点的一切禁书。然而,严旨催逼也并不比设计诱惑的效果更好,特别是在江浙等省仍进展缓慢。清朝的官员,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文字狱,对书籍上的事,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也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一等二看三拖,别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但是这次皇帝不再等了,他要掀起一阵恶风,将这场大火燃烧起来,这阵恶风就是文字狱。在乾隆四十二年,他亲自制造了几起文字大狱,其中最典型的,是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人,二十四岁补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举人,以后九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年老体衰,无田无业,靠写书养活家小,生活艰难。乾隆四十年,63岁时他用自己的一处旧房抵押了135两银子作为资本,来刊刻他写的一部《字贯》。乾隆四十二年,《字贯》被仇家告发,说该书的《自序》中,有贬损《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抚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报皇帝,请革去王锡候举人名衔。海成这也是向皇帝邀功请赏的意思,不意却遭到乾隆的严厉斥责,说他有眼无珠,竟遗漏了更加严重的问题。那么是什么更加严重问题海成居然没有看出来呢?原来书中竟将康熙、雍正和“朕”的御名——玄烨、胤禛和弘历“一一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罪不容诛”。在乾隆时期,尽管避讳之禁甚严,但王锡候的《字贯》是字典,属于工具书,其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们犯讳的意思,这原本是王锡候的好意。因此,《字贯》刊行海内两年,并没有被人认为是犯讳,原告和江西巡抚衙门的官员也没有将此当作问题。乾隆却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结果,王锡候被“从宽斩决”,所著书籍13种全部销毁,其子、孙7人斩监侯,秋后处决;其妻、儿媳及未及16岁之人均付功臣之家为奴。江西巡抚海成也受到了严处,被发配新疆乌什效力。这个海成,是一个禁书运动积极分子,是乾隆不久前刚树起来的先进典型。但他在查办《字贯》案时,却抓小放大,漏掉了最重要的问题,属于严重渎职,于是乾隆便翻转脸来,又拿他作了一个反面典型。乾隆严办海成是有用意的,海成是满人,省级大员,又是他亲手树起来的禁书积极分子,将他打倒,目的是警示各地官员,如仍如过去那样“空言塞责,并不切实检查”,海成便是前鉴。此后,各地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很快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甚炽,地方官吏一见检举旁人收藏逆书,便不分青红皂白立案严办,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字狱。从乾隆四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七年禁书运动结束,五年共制造文字狱五十九起,中国封建时期文字狱,被推上了顶峰。

  乾隆时期的禁书运动,除了禁毁书籍以外,还包括篡改书籍,就是编修四库全书,这被誉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伟大文化工程,乾隆也因此留下美名。乾隆时期文字狱的血迹渐渐淡去,后世的人们,经过《钦定四库全书》的愚化,开始颂扬乾隆的盛德;时至今日,对编修四库全书,仍然是誉多毁少,认为保全了中国的古书。鲁迅先生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他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是的,这样的保全古书,实在也是毁灭了古书,而且比禁毁古书更阴险。我曾见过南宋胡铨的《上高宗封事》的原本和四库本两个版本,那原是一篇慷慨陈辞、愤怒声讨秦桧等人卖国行径的战斗檄文,四库版只删减数行、改易几十字,便血气尽失。乾隆御下的那邦文人,修改文章的水平还真是高超。阅读这种钦定的文章,国运焉能不衰。乾隆以后40年,西方的舰炮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老大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文祸集》

  2018年6月1日

标签:清代    文字狱    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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