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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咏梅:生活在喧哗中要学会对沉默进行反思

2018-09-18     作者:张鸿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近日,70后作家黄咏梅凭借短篇小说《父亲的后视镜》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她用在运河中游泳的“父亲”,隐喻时代中一滴平凡得近乎可以忽略的水。她说,作家就像在人生的后视镜中,通过参照获得更多的认识,就像月亮参照太阳,河水参照岸,火车参照风景,对参照错……时代朝前飞奔,只有不断参照过去,才能领悟其变迁的意义。目前,她正在书写关于城市现代女性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她表示将努力使这个长篇里有你、有我、有他,有我们睁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黄咏梅,出生于广西梧州,现居杭州。在《人民文学》《花城》《钟山》《收获》《十月》等杂志发表小说,作品多篇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转载并收入多种选本。出版小说《隐身登录》《少爷威威》《后视镜》《走甜》等。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十月》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林斤澜优秀短篇小说家奖、汪曾祺文学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小说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

□本期嘉宾 黄咏梅

青年报特约访谈人 张鸿

1 我喜欢写小人物,喜欢写他们在摆脱无望的现实纠缠时存有的高出地面一点的理想追求。

张鸿:咏梅,首先恭喜你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短篇《父亲的后视镜》我读过,印象很深,是一篇既有烟火气又隐含深意的佳作。可以谈谈你怎么会想到去写这个“父亲”,又怎么会用“后视镜”作为隐喻的吗?

黄咏梅:这小说是我从广州迁居杭州第一年写的。那段时间住在运河边一个公寓,开始适应新的生活难免焦虑,好在运河就在身边,它使我平静。运河两岸的绿道一年内不知道被我走了多少遍。某个夏天的午后,我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见一个老人仰躺在河面,有时手脚并用划水前行,有时一动不动随波漂浮。他悠闲、享受的样子吸引了我,我一路跟着他,用手机拍下他一半没入水中的身体,在镜头里甚至感觉到他在朝我微笑。老人快游进拱宸桥的桥洞时,一艘运沙的货船也朝桥洞驶近,但他却好像看不见,自顾在河中央慢游。货船发出刺耳的鸣笛,他也不理会,反而引来了更多人的围观。岸上的人都替他着急,以为他是个聋子,拼命喊叫、打手势,直到船逼得更近了,他才侧身游到岸边给船让路,仿佛在做一个恶作剧。船主人因为虚惊而生气地大骂,老人在岸边踩着水,笑着朝船上的人挥手。老人乐观有趣的形象深植我心。在运河中游泳的“父亲”,就像是时代河流中的一滴水,而“父亲”人生的几十年时间,相对于运河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只占百分之几,没入小数点之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如他没有传奇的平凡的人生。作家就像在人生的后视镜中,通过参照获得更多的认识,就像月亮参照太阳,河水参照岸,火车参照风景,对参照错……时代朝前飞奔,只有不断参照过去,才能领悟其变迁的意义。

张鸿:相识多年,你给大家的印象始终是安静而温暖的。我感觉你从广东到浙江之后,小说创作也有了不少变化。你的小说在柔韧的质感之外,多了内敛的锋芒,是不是你宽柔的性格里也有着不合作、不妥协的那一面?无论普通读者,还是研究者,读你的小说,不难感受到你对世界的善意,不过我常常觉得在你的文字背后,有一道冷峻的目光,你会把主人公驱赶到无法拐弯的人生墙角,也会毫不留情地戳破自欺欺人的中年假象,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你其实是一个颇为理性的写作者?

黄咏梅:我们两个真的认识很多年了。算一下,我离开广州已经六年了,很多人和事想起来好像还在昨天。你感到我的小说创作有了变化,首先我想,对于一个坚持写作的人,六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六年前写的东西跟六年后写的东西肯定存在区别,不一定说是进步,但变化是肯定的,而这个变化,除了受到生活环境、经历的影响之外,更重要还是年龄的影响吧。我在广州度过了青年期,在杭州开启了中年期,从年龄上来说,内敛是必须的啊,哈哈。在广州写小说10年,那时的确比较感性,或者说任性,不拘什么,觉得有感触和想法的题材就写,驱动力来自于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吧,恰好广州活色生香,故事多多,这些特点满足了我的感受。在杭州写小说6年,杭州安静些,处处有留白,生活节奏也相对慢些。写到现在,相比外部世界,对探究自我的好奇心更重了些——我何以成为这样的我?这种内省,也算是你说的理性成分吧。当然生活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到写作,整个人的状态、心态会随着环境、际遇的改变而改变。写作从来就是一种对抗和不妥协,由此产生精神的紧张让作家时刻保持敏感,保持与一切温情脉脉拉开距离,写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张鸿:多年前,我读到你的短篇《负一层》,让我对你创作时的心态有了诸多想象,你怎么会写出这么“硬冷”的笔触?大龄、轻度弱智、卑微的阿甘,生活中迷恋张国荣。你居然还写到阿甘用微波炉“叮一叮”父亲的骨灰,骨灰散发出一种“特殊的香”,真佩服你的想象力。你是否会在小说背后作出道德判断?

黄咏梅:我写小说很少作道德判断,当然,最基本的真善美假恶丑,还是自然分开的。阿甘在负一层,却要把关于人生的各种疑惑挂到天上去,那是她理想高度的一种隐喻。最终她以跳楼这种“硬冷”的方式,完成了她的天问。她的跳楼,并不代表我就做出了道德判断,实际上,我在写她的时候,更主要在于她身处负一层,却对高空迷恋,这距离,是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她最终失望的一跳,不是批判,不是对现实的一种决裂的、极端的抵抗,而是她跳到了高空以外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能好好地安置她的梦想。我不是一个现实主义写作型的作家,我觉得在被各种秩序焊接得越来越密不透风的生活里,人应该有寻找乌托邦的愿望,就算是寻找生活中的性所在吧。我喜欢写小人物,喜欢写他们在摆脱无望的现实纠缠时存有的高出地面一点的理想追求,这是他们进行自我攀升的重要精神支撑。

张鸿:你偏爱写短篇?赵毅衡在他的《短篇小说正在死亡吗》一文中说,短篇小说是叙述艺术的顶峰。你如何看?

黄咏梅:是的,我喜欢写短篇。倒不是刻意地去挑战难度,而是,写短篇的时候,需要一种节制,情绪、叙事、语言等都需要节制,节制是为了留给读者更多回味的地方。多年前,我看过一张碟,是世界上十个大导演做的同题短片,名字叫《十分钟,年华老去》,这些短片要求每个导演,用十分钟时间,选取不同题材和角度,来表现年华老去。太绝了!正如从一朵花开到一朵花败的表现。这就好比短篇小说的质感。短篇小说的节制之美,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笔力、智力的高度整合能力。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曾经用运动员练平衡木来比喻短篇写作,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能完成一系列流畅、优美、有难度的动作,是很不容易的。短篇小说在那么有限的文本里,从容地表现作家丰富的审美韵味和意境,就好像一片被压制得薄薄的透明的金箔,需要许多打磨的工夫。一个精彩的短篇,就像一首被拉长的小,起承转合,很精妙的。

张鸿:的确,你的小说感觉很精微,语言的光彩,想象的深度,有瞬间强化,也有整体呈现。表现为日常叙事沉溺而又通透,细节隐喻寻常而又出人意表,这一点并不容易处理。有些人的写作因之流于面目模糊,有的人失之支离破碎,而你却能够游刃有余地在生活和隐喻之间达成精准的平衡,《病鱼》《带你飞》《小姨》《翻墙》《骑楼》等作品,都很有代表性。这种兼容性是如何控制得如此出色的?

黄咏梅:出色远谈不上,但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惯性,或者说是努力达到的效果吧。我特别看重小说人物和故事背后的那些难以言说又意味深长的部分。故事是小说的基础,但一个能引人掩卷慨叹甚至自我对照的小说,不光是讲好故事就能达到的,还需要上升一些东西,需要作者的精神制造。大概跟我过去写有关吧,我喜欢用比喻和象征,即使再密实的叙事里也希望留出一些虚的部分,就像一个人,生活在众生喧哗中,要学会对自己沉默的那些部分进行反复思量。

2 对死亡这个母题我现在很谨慎。死亡是上帝交给每个人的答案,而作家就是猜题的那个人。

张鸿:说到疾病隐喻,《病鱼》中的两个满崽,病态的鱼与病态的时代、畸零的人生中隐含着太多质疑和反省;《走甜》中的那两杯咖啡,几次出现的风油精……这些小细节都意味深长,衰老来得缓慢又势不可挡,中年心态的抗拒挣扎看得人无比心酸;《带你飞》也很有意思,于惯性的解说和无意义的闲聊中,大麻突兀而至,延长了有限视觉,得以触摸更美好的世界,麻木的是生活本身,复苏的是敏感的灵魂;《暖死亡》中由颓废带来的肥胖,缓慢的心如死灰,以及突然的死亡与解脱等等,都大大突破了现实主义的边界。最近,大家都在重新讨论现实主义,那么你觉得直接的现实书写更有力量,还是隐喻表达更有力量?

黄咏梅:不能说哪种书写更有力量,甚至不能绝对地把现实书写和隐喻表达割裂来看。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整部作品就是一个隐喻,对时代、人生的隐喻。从手法上来看,现实书写直接,隐喻表达含蓄,现实书写以精准的描写还原、扩充公众经验,隐喻表达则以超常的想象力带来意想不到的精神漫游,二者共同创造出小说的魅力。当然,不同作家有不同的侧重点,或者说长处。相对于接受者而言,可能直接的书写更具冲击力,而间接的隐喻,则需要读者投入更多的心智去体会,就像有的酒,喝下去时感觉平和,但后劲十足,逐渐会在人的神经系统产生奇妙的反应。

张鸿:《病鱼》我读过很多遍,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有空间的放大,也有时间的浓缩,鱼缸,故乡,以至中国;两代人的命运,一个人的半生,以至刀在颈部的瞬间。历史,现实,婚姻;过客,偷窃,抢劫,人生的无限期许,记忆里美好的故乡,如今都已变成眼前惊心动魄的损坏。读这篇小说,不由得想起鲁迅笔下的水生,属于他们的故乡并没有实现鲁迅期望的乌托邦,闰土把碗碟埋在灰里,而满仔当街行窃了。我们要如何面对,如何书写百年乡土中国?

黄咏梅:跟前几代作家不一样,我们处于一个城乡转换的阶段,在我们所生活的故乡,土地的概念很少,至少没有上辈作家那么亲近土地,大家所认为的那种传统的“乡土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以及以后的若干代,倒是可以共同书写“百年城镇中国”。有着同一面目、面临相似问题的城镇生活,网络、手机、游戏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一代人“默认的链接”,我们聆听并参与到现代性的节奏中,个体感受既复杂又相似,这大概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主要书写。我在很多地方推荐评论家张柠在写我的一篇评论文章里提到的一个观点:“怀乡病已经成为当下都市的一种集中症候,这种病症甚至出现在许多未曾经历过乡村生活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临床症状当然不是对庄稼和大家族的思恋怀念,而是表现为对时代生活的莫名焦虑,甚至对作为都市文化雕刻品的‘自我’的拒斥、厌弃。”所以说,所谓的“乡土”书写,在我们这里,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审美化的书写。《病鱼》里的“满崽”就是在时代中无所适从的人,游荡在小城的边缘人。

张鸿:有人说你是生活型作家,不知道你怎么看?你的小说大多是低声部,抒情小夜曲的节奏,你也曾多次提及自己喜欢门罗。对生活抱有同情,但并不苟同;孤独,但不凛冽;低温的燃烧里流动着智性的焰火,对生活低处暗藏的一切抱有好奇心,又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发现了很多非日常性的东西,你觉得自己从始至今的写作,哪些方面受到过其他作家的影响,还有哪些来自生活本身?

黄咏梅:“孤独,但不凛冽”,我很喜欢你这句话,这基本上就是现代人的生活状态。事实上,哪个作家不是生活型的?只是在写作上,作家写的东西生活气息程度有别而已。我的多数经验来自于生活,自身的、他人的。我的笔下没有多少传奇,更多的是日常性。对于擅长写日常生活的作家来说,日常生活和写作之间的重要关联在于,怎样从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中看见、认识并且呈现出难以言说的时代和历史意义,而不是为我们已经审美化的商业景观锦上添花。日常经常与“俗世”这个词挂钩,所以,我觉得写日常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容易将俗世写俗。没有情感、没有思考、没有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就很容易将日常生活记为流水账。我之所以喜欢门罗的小说,就是因为她写俗世却不俗,她的作品就是从日常里提纯出一些有价值的困惑,这些困惑是我们会遇到的,会被困扰到的,当然也是尖锐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日常是一面平静的湖水,门罗就是会从肉眼看不到的水底一点点地拖出一只湖怪来,你眯着眼睛辨认,等你终于看清楚这个东西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确认——啊,竟然是这种东西,之后,才开始感到后怕。我觉得这种写作是很厉害的,它不是瞬间将你击中,而是缓缓地将你裹住。

喜欢的作家有不少,我从一长串优秀的作品里得到过启发。

张鸿:我一直感觉你所关注的是你所缺少的,你真正关注的不是你已经拥有的。你对生活、对作品有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这是所谓的“旁观者清”吗?

黄咏梅:作家艾伟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谈到,我笔下的女主人公多半“迷迷瞪瞪”。评论家李敬泽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我的小说“有着纯真的惊奇”。我理解,这说的意思基本一样。因为“迷瞪”,所以遇事会“惊奇”。我总是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似乎永远都不够,这导致了我遇见或者听闻一些人和事,会有触动,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的口头禅是——啊,是这样的啊!对于有触动的东西,总是想了解和更深入地领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我用虚构去深入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方式。在小说里,我试图将我所感受到的这些“惊奇”慢慢地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去打开,去呈现。相对于你的这个问题,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不少作家,尤其是女作家,离开了自己的经验,几乎就写不好旁人的生活了。相反,我其实不太愿意写自己。我的经验乏善可陈,我的简历就那么几行,而目前我的日常生活,更是普通得难以想象。在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状态下,却要去写小说,写冲突,写悲欢离合,我觉得,这就是虚构的魅力。

张鸿:脱离自身经验去虚构小说,是否会导致人物的“隔”、不贴?

黄咏梅:当然会!毕竟,那些对准自己直抒胸臆的写作,只要不缺少真诚,往往都会好把握,都会“不隔”。但是,对于我笔下的那些人物来说,我这个作者,虽然是个“旁观者”,我跟他们有着距离,然而,这些人物却是我“彻夜长谈”“处心积虑”“动心动肺”过后诞生的,她们最终更合体。陈晓明老师曾经在一篇评论我小说的文章里说过:“以她略微显得‘无知’的单纯与天真去讲述小人物的命运遭际,这就是她有意去主体化的叙述。”我觉得他说得就是我想实现的。的确,在小说里我是隐匿的,我借用了小说人物的肉身、命运、语言,书写了我对这个世界、人生的看法。我的姿态、眼神、心性、情感时刻跟她们保持着一致,我想,我不是一个一般的“旁观者”吧。

张鸿:作家是不是和哲学家一样,好多悲观主义者?不是看不到活着的意趣,是因为写过太多生死悲欢?你的部分作品中,也有死亡与现实短兵相接,不回避问题,也不会迎合,与生活不合作的那些主人公,他们的遭遇里,是你观察时代的横截面切口,还是你对这个时代病态生活给出的诊断?

黄咏梅:我的确是个悲观主义者。我甚至认为大部分作家都是悲观主义者,即使那些洋溢着勃勃生机的作品,背后都有可能睁着一双冷眼。几乎没有一个作家笔下不会写到死亡。“死亡”这个文学母题,在我的写作中,也是有阶段性的。过去写小说,为了体现“惨烈”和“冲突”,动不动就把人写死。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太草率了。如同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小说中写到的每一次死亡也不可能相同。随意地用“死亡”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手段,或者结束故事的方法,是很不负责任的,也是缺乏敬畏的。所以,我现在很谨慎。死亡是上帝交给每个人的答案,而作家就是猜题的那个人。

3 我正在努力地创作一个长篇,希望中间有你、有我、有他,有我们睁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张鸿:正如我前面所说,从岭南到杭州,生活环境不同了,你的写作风格也有所改变,那么这种改变是有意为之吗?你的部分作品表达的是乡村与城市的徘徊,同情边缘人,有着超出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普遍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这是你的写作理念吗?

黄咏梅:应该说写作上的改变刚开始是下意识的。比如说,方言写作的改变。我的母语是粤语方言,在广州那些年写的小说里,多多少少有粤语方言的运用,辨识度还比较高,比如早年的《多宝路的风》《负一层》《草暖》等一批作品,这些作品写的都是岭南生活,自然会用到粤语,一些地名、岭南生活习俗只有粤语腔调的使用才更贴合。到杭州以后,完全没有粤语的语境,置身江南,是跟岭南很不一样的语言、生活氛围。语言是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的,你是用粤语想问题,还是杭州话或者普通话,无形中都有着差异。或许等到我真正成为这个城市中的一分子,我写这个城市就会带有更多的责任感。但无论怎么变化,我偏向于从人道主义角度写边缘人,这一点是不会变的,这跟我的世界观有关。我几乎没考虑过自己是女性就该写关于女性的东西。在我的创作中,女性只是一个写作的角度、视角,我的写作题材很驳杂,我希望自己的写作能一直具备生长性。

张鸿:“70后”作家对城市叙事的态度是矛盾游移的,是吧?乡愁,漂泊感,逃离感,这当然不是典型的城市话语和城市表情,但也是现代人城市感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在空间建构意义上,是主观化的现实。虽然置身于同一个时代,城乡从来没有成为价值共同体,你的日常性叙事中,意克制而自然,与敏锐的现代意识相得益彰,鲁敏笔下也有类似特点,你觉得这一代人有哪些精神共性?

黄咏梅: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和平年代中成长起来的,物质和精神都相对富足,但由于我们处于一个转型期中,承前启下,不断地接受各种外部变化,所以虽然生活得很安全,但精神上却是动荡的。正如你说的,我们的漂泊感不仅是来自离乡背井,更多的是面对变化的一种无处安放、无所适从的忐忑,表现为孤独、患得患失、被现实挤压得无处藏身的精神状态,我们看似拥有很多,实则什么都没有。在城市我们回望故乡,哼出的是一首首挽歌,而在城市仰望星空,每每心里又在酝酿一个个乌托邦式的“逃跑计划”。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焦灼,让我对身处的这个时代和城市,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不安,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写作中,总是能找到这些含混的不安。

张鸿:想听听你对内行的读者、对文学批评家的态度?

黄咏梅:其实,你这个问题已经包含了我的答案,我把文学批评家当作一个内行的读者。对于读者,不管内行外行,我们都是无法左右他们的阅读喜好的,所以,在写作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想到要去迎合这些读者。作家只管写,批评家只管评,二者其实就是那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一切的复杂,都是人心的复杂,一部分人创作目的和评论目的的复杂。从某个角度来看,写作者在初期阶段,的确得益于批评家的关注,如同获得发表一样,获得批评家哪怕寥寥数语的点评,也会成为他写作的某种刺激。然而,跟批评家在评价作品需要判断力一样,作家对于批评文章同样也需要有判断力。但是,拥有准确的判断力谈何容易?思想深度、理解力、胸怀、勇气等等,都是构成判断力缺一不可的品质,正如法国作家约翰·拉布吕耶尔所说:“在这世上至为稀有的东西,除了辨别力,接下来就是钻石和珍珠了。”也正因为如此,这个世界上才会出现那些“高于他的世纪的人”,即他的作品生前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一点反响也没有,直到他死去的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更久之后,他的作品才得以认可并被奉为经典。莎士比亚、梵高、培根……不胜枚举。从某个角度来说,时间才是最公正的批评家。总而言之,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从来就不能达到皆大欢喜。基于文学的多义性、复杂性,审美体验的个体化、多元化,作家与批评家即使就同一段落的阐释都难以高度一致,正是这些歧义、纷争,构成了文学深邃的魅力。

张鸿:我觉得你有特别睿智的洞察力,知道轻重,是一个智慧的女人。我们大家在一起,你话不多时,却似乎洞悉人心,话多时,却也不触及根本。你是一个很挑人的人。你的小说,对人心人性的表现常让人悚然一惊,你是喜欢,还是擅长从个人的处境出发,去触及一个更宏大的存在?其实你也写到了,个人对命运的反抗,对现实的解构,最终常常遭遇时间的嘲讽,在漫长的时间之流,有太多时刻生命如临深渊,你的小说给了我很多从日常伦理延伸出去的生命哲学况味,这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其他人和你聊到过?说实话,特别打动我的,还有你小说故事内部那种漫漶的情绪,你的叙述语调,人物心理或停顿或跳跃的那种节奏,都令我着迷,阅读你的小说,真的是很美好的体验,最后,能不能聊聊你近期的创作计划?

黄咏梅:你这么评价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了解自己的短板比了解自己的优点多得多,所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优点,尽管这只代表你的感受。情绪奠定一个作品的主要基调,它决定了叙述的语调,以及你提到的一连串的人物心理、故事走向等等问题,但情绪又是最难找准的。所以,写作其实真的蛮折磨人的。说起创作计划,我真的很惭愧,因为主要都是写中短篇,所以计划性就显得不强,我也试图学一些短篇小说作家那样计划写一些系列,但总是会被突然遇到的题材所打乱,所以那些计划中的“人到中年系列”、“马王街系列”等等,都只是在断断续续写。我刚刚签下一个长篇合同,出版社有交稿日期,我目前正全力在写,题材关于城市现代女性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我努力使这个长篇里有你、有我、有他,有我们睁眼所看到的这个世界。

(张鸿,作家,《广州文艺》杂志社副主编、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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